赵峥深度解读“球王”李惠堂：中国早期足球先驱如何点燃一代人的足球梦想与民族自豪感

赵峥

近代足坛传奇李惠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绿茵场上屡有出色表现，为国人赢得荣光，因而享有一代“球王”之美誉。他驰骋球场、以足球纾解国难的半生，既是个人生涯的高光时刻，也嵌合着近代社会变局与民族体育萌芽的百年脉络。近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峥出版新著《“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以一人见证一个时代，借足球透视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书评》本次专访围绕李惠堂的人生际遇，呈现“球王”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及其所承载的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并谈及体育史书写的现状与未来，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探寻中国足球的来路与去向。

《“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赵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360页，89.00元

《“球王”》一书内容聚焦在李惠堂身上，可否请您谈谈南华队的前史？李惠堂的队友都是些什么人？

赵峥：现代足球于1863年诞生于英国后，由政府官员、军人和侨民带到当时已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起初只是一项在英国人社群中开展的娱乐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港英政府转变统治策略，开始培养香港本土的公务员和买办阶层，开设了一批仿效英式公学教育制度的英文书院。与英式公学文化有着密切渊源的现代足球运动，首先在书院的外籍学生中流行开来。进入这些书院学习的华人精英子弟，也因此获得了接触足球运动的机会。

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港岛大坑村，系富商子弟，家境优渥，曾就读于港英政府创办的香港第一所官立学堂——皇仁书院，深受该校体育氛围的熏陶。皇仁书院在当时香港的英文书院中，扮演了校园足球领头羊的角色。该校除在校内积极推广足球运动外，还发起各校之间的校际足球赛，并与驻港英军和广州岭南学堂的足球队进行交流比赛。1913年代表中国队出战远东运动会并取得进球的著名足球选手唐福祥，即出自皇仁书院。另一位毕业于皇仁书院的叶坤，除同样作为中国足球选手参加远东运动会外，后面又参与了南华体育会的筹办，担任该会首任英文干事。可以说，就读于新式学校的新世代华人精英，是香港华人足球最早的参与者。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国人的“病夫”耻感不断增强，“尚武”思潮蓬勃兴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为香港华人体育从学校走向社会，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氛围。以莫庆等人为代表的华人青年，开始跨越学校的边界，集合各书院的华人足球好手，组织“华人足球队”，力图参与到英国人所主导的社会性足球运动中去。1908年，“南华足球会”正式成立。早期受到经费和场地等条件的限制，南华的运作并不稳定，甚至经历过停办和分化的危机，数年之后才完成重组，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1916年，南华正式向港英政府注册立案，加入“香港足球总会”，获准参加香港足球乙组联赛，并于翌年升入甲组，代表华人与在港西方人在足球场上同场竞技。

莫庆发起成立的“南华足球会”

1921年，南华为发掘后备力量，创办全港夏令分区足球赛。时年十七岁，代表大坑村出战的李惠堂，在比赛中表现出色，获得南华方面的注意，将其延揽入队。他在加入南华后，很快展现出在踢球方面的才华和天赋。1923到1924赛季，李惠堂随队夺得香港足球甲组联赛冠军，打破了西方人球队对香港足坛的垄断，实现了华人足球历史性的突破，也推动了足球在香港社会的进一步普及。南华队的崛起，不仅对于香港华人反抗殖民霸权、提振族群自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国际体育迅速发展的这一时期上升为整个中国体育的代表，通过远东运动会等平台参与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向海外展示了全新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请您对远东运动会做个介绍吧。远东运动会的准入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会？

赵峥：远东运动会是在十九世纪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背景下，在亚洲诞生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898年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随着美国来菲人士不断增多，美国文化在菲律宾的影响不断加深。1910年，在来自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人士的推动之下，“菲律宾业余体育协会”成立，由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担任会长。菲律宾业余体育协会将国际体育比赛的形式，与菲律宾本土的马尼拉嘉年华庆典的传统相结合，成功举办了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等多地选手参加的综合性运动会。此后菲方积极游说中日两国，筹组“远东体育协会”，意在通过体育交流的形式，推动各国的相互了解。由于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颇具影响，故中方对此倡议表示响应。1913年，在中菲的共同发起下，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举行。

日本起初因注意力集中于奥运舞台，对与其眼中落后的亚洲国家同场竞技并无兴趣，且怀疑远东运动会背后带有美国的传教和扩张意图，故虽派出部分代表参赛，但并未加入远东体育协会。直至1917年，日本在观望数年后，方对这一国际体育赛事解除顾虑，产生兴趣，并于其后积极参与。远东运动会从1913年诞生，至1934年结束，共举办十届，参赛国以中日菲三国为主。其间菲方曾向暹罗、马来、印度和爪哇发出邀请，但因国际形势的限制，最终只有印度和荷属东印度分别参加了第九和第十两届远东运动会。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体育迅速发展的时代环境下，远东运动会的举办，在东亚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赛会在中日菲三国轮流举办，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日本首相及皇室成员，以及中国外长伍廷芳、参议院议长张謇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等三国的头面政治人物，均曾代表主办国担任赛会总裁。远东运动会的创立与举办，彰显了十九世纪末以来“东方各国大联合”的理想和亚洲主义的情怀，对于推进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可视作二战后创立并延续至今的亚洲运动会的重要前身。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这一跨国文化交流平台开始摇摇欲坠。1930年，日方提出“改造”远东运动会的建议，意图将其变为建立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吞并中国东北，随后多次推动伪满洲国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远东体育协会，旨在使其侵略行为在国际体育领域合法化。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期间，中日两国在会场内外就这一议题展开激烈的对抗。远东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与李惠堂在中日足球大战最后关头罚进制胜点球，“十二码奠定江山”几乎同时，三国代表的谈判也进入紧张的收官阶段，最终因菲律宾赞同日方提案最终破裂。中方在抗议无果后，宣布退出远东体育协会。这届赛事也因此成为远东运动会的终章。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足球队合影

关于李惠堂的家庭，您在书中写到了他在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上与父亲的“不对付”，以至于后来出走上海；也写到了他的叔父李大超在政治上对他的影响，但似乎还是稍显单薄，一些细节并不清楚。李惠堂与家人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史料问题，您可以谈谈吗？

赵峥：李惠堂的父亲李浩如，出自“石匠之乡”广东五华，凭借出色的做工手艺和商业头脑，抓住了近代香港城市建设的发展机遇，成为成功的建筑商人，享有“石行伟人”的美名。李浩如因在清末参与粤汉铁路工程建设，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保举，获得清廷所赏的蓝翎顶戴，从而跻身清末民初新的社会阶层——“绅商”，以此身份游走于省港两地和官商之间。李浩如虽出身寒微，并非受儒学文化浸染的“士人型”绅商，但也随着其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愈发认同儒家伦理，并以之教育子女。尽管他将李惠堂送入英文书院就读，但仍秉持传统的中式价值观，希望儿子日后“金榜题名”或子承父业，并不希望其以体育为业。当时如李浩如一般的老辈华人精英，多信奉“勤有功，戏无益”的观念，将西方人穿短裤踢球、光身子游泳等运动看作不雅行为，将体育视作玩物丧志的游戏。李浩如对于李惠堂的喜欢踢足球的这一爱好，不仅加以言语上的斥责，而且采用打骂和饿饭等方式进行惩戒。

李惠堂十五岁时离开皇仁书院，加入李浩如的建筑公司协理生意，但仍保持踢球的习惯，并用积攒下来的薪水购置球鞋和球袜等装备，为此与其父发生激烈的冲突。1930年，时年二十五岁、已经名扬天下的李惠堂，在接受《良友》杂志采访时，仍对当时父亲的压制和管束耿耿于怀，称自己的原生家庭“差不多有十六世纪的风气”。

李惠堂1921年参加夏令足球赛前，是以自己代表大坑村出赛，旨在“为村争光”的说法进行争取，才勉强获得其父母的许可。其于1923年前往大阪参加远东运动会，亦系南华队出面协调，李家才最终同意。中国队在大阪夺冠和之后访问澳大利亚取得成功后，李浩如才表示认可李惠堂的足球事业，并安排其接手家族生意。尽管李惠堂青年时期对家庭环境极其不满，但其晚年对父母的回忆，已经充满温情与敬意，与早年的愤懑和不平形成明显反差，甚至认为父亲的教诲对其事业的成功有着积极的影响。

1925年，李惠堂因“逃婚”之故，与恋人廖月英从香港来到上海，堪称足球史上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掌故。这段罗曼蒂克史的相关细节，大都依据廖月英晚年在接受访问时所进行的口述。拙著也采信了这样的观点。但另据李惠堂密友李尔康的说法，李惠堂北上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当时南华队分裂，李不愿卷入队内冲突的因素。事实上1924至1926年，南华确因内部矛盾出现动荡。最终部分球员离队，另立“中华体育会”，与南华分庭抗礼。李之出走，与此有多少关系，尚需更多考证。

李惠堂与历年参与比赛所得之奖品

李惠堂一生，与其叔父李大超来往较多，其政治立场和活动亦多受其叔父影响。李大超出生于1900年，比李惠堂年长五岁，先后读于梅州中学和北京大学，曾于北平从事国民党的地下工作。国民革命兴起后，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政工干部。北伐后李大超成为国民党元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亲信，长期追随吴氏从政。1937年春，李大超随同吴铁城南下广东，成为吴氏主理粤政的得力助手。在李大超的引荐下，吴铁城对李惠堂加以罗致，任命其为广州市政府设计委员，主持广东省城体育规划。“七七”事变前夕，李惠堂又被吴铁城任命为广东省政府“考察专员”，受命利用南华队出访南洋的机会，开展外交和侨务活动，扩大国民党在东南亚侨界的影响。广州沦陷后，吴铁城以国民党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的身份避居香港，其间曾应邀在李惠堂发起的足球义赛上公开亮相，协力“球王”为抗战募集资金的救亡活动。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于1942年摆脱日伪的控制，从香港逃出，在桂林和韶关等地居住。时在广东战时省会韶关任职的李大超，曾为李惠堂安排公路管理处处长职务，但李惠堂并未正式就任。李大超在战时除担任广东交通电政管理局局长外，还兼任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省分会总干事的职务。当时中国航空建设总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广东分会为响应该项运动，预定每县至少献机一架，以使全省达到百架之数。李大超为此命李惠堂集合在粤的香港足球选手，组织广东航建足球队，以“推进航空建设，提倡国防体育运动”的名义，在广东未沦陷地区举行义赛，以此助力献机运动目标的实现。1943年元旦，李氏叔侄共同来到梅县，在公共体育场公开亮相，并于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航建足球队在梅县的足球义赛，因李惠堂的个人号召力，获得极大的成功。对于李大超所创造的这一“利用足球队，推广航建宣传”的模式，重庆国民政府大为赞赏。蒋介石为此专门向航建足球队颁赠了“热心航建”的奖旗，以示肯定。

在李大超的引导下，李惠堂加入了国民党。事实上北伐之后，李惠堂即致力于使自身的体育事业，融入国民政府所主导的民族国家建设之中。他在1929年北平之行时，专门赴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墓，还在自己的专著《足球》中，将孙中山的思想作为自己足球理论的依据，称足球符合孙文的“博爱”思想，将三民主义与足球运动之间进行逻辑上的联结。遗憾的是，保存在台北的李惠堂个人档案，均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剪报，并未显示其系统的个人履历，没有记载其加入国民党的准确时间。目前只能依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特种档案中1947年8月的一封信函，证实李惠堂早于1930年代就已加入国民党。

您写到青年李惠堂因为足球与其父亲抗争时用了一个表述，说他是“在香港近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世代富家子弟”，由此呈现了父子之间的代际冲突、新旧文化的观念之争。我想问，这一表述中的蕴含的“香港的近代化”“新世代富家子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李惠堂日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还是说，足球运动给予了他更多的能量？

赵峥：香港地区成为孕育中国“球王”的土地，绝非历史的偶然。香港在近代取得“远东足球王国”的地位，可以说是西风东渐、世代交替和华洋对抗三重因素的产物。李惠堂在回望这段历史时指出：“夫香江华洋杂处，侨居外人或英美军队，无不癖嗜运动，且因地理优势成为交通要冲，外来体育使节，络绎于途，从国际性之友谊角逐，遂引起社会特殊兴趣，此香江体育发展之较其他地为事半功倍易于推进者，良有以也。足球以外，田径游泳排球篮球网球棒球诸运动，亦以从习较多，人材辈出，出类拔萃者用能代表吾国跃登国际竞技场合，一显好身手。”

以足球为代表的现代体育在香港的流行，也得益于十九世纪末以来老派华人精英的淡出、“新派上流社会”的出现。日益扩张的华人中产阶级通过参与体育，一方面与传统中国“文弱书生”的文化想象拉开距离，另一方面也在与洋人同场竞技的过程中确认着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新世代华人精英的身体观念、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也随着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渐渗透到普罗大众之中。1941年，李惠堂在参与写作《香港百年史》时，描述了自身所亲历的这段社会变动：“前者严禁子弟‘踢足球’之家庭，今且极尽奖励诱掖之能事。一般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以及于深闺妇女，亦群起而趋之若鹜，且多能辨别艺术之优劣，深明欣赏之道，其间社会心理家庭风气之巨大变迁，实吾侨体育日趋普及日益进展之最大枢纽，洵年来演变中最显著之好现象也。”

李惠堂于1925年由港来沪，在上海加冕为“球王”，可以说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结果。1925年后上海华人足球运动的崛起，与五卅运动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移民的汇聚、工商业的繁荣、新闻传媒的兴起和大众文化的活跃交织在一起，汇聚成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李惠堂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高超球技的展现，更在于他对政治气候和大众情绪的敏锐感知，使他能够有意识地将个人的体育事业融入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他和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同仁、广肇公所的领袖和乐华足球队的队友一道，将原先在上海被一般市民看作戏法和杂耍性质的足球运动，重新定义为一项承载国家荣誉和民族精神的“团体体育游戏”，将中国人在足球场上的胜利，赋予反抗租界当局、重塑华洋关系的政治意义。

“球王”在上海的横空出世，也推动了足球的普及，使足球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大众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有论者认为：“往年喜欢看足球的人，并不怎样多。自李惠堂来后，除了他个人的号召力之外，为了其他中国球员技术的进步，和外国人比赛时兴趣的格外浓厚，所以看的人也愈发多了起来。昔日是青年弟子所嗜好的运动，现在则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新旧人物，无不嗜好了，这也不能不说是李惠堂提倡之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惠堂作为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创造者，也有“英雄造时势”的贡献。

协兴运动器具制造厂使用李惠堂形象所做的广告

李惠堂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代成为中国足球运动乃至中国体育的旗手，与他的组织、宣传和公关能力也有着极大的关系。我在“结语”中提到，“球王”虽然只是一个个体，但托举这个个体的，却是一个时代的人物群像。政治人物、军人、商人、教育家和新闻记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体育对于现代国家的建设的意义，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体育事业之中。这使得李惠堂可以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不断拓展自身的社交网络，在政界、商界和文化界都建立了坚实的人脉。他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国民党元老吴铁城，都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宋子文和宋美龄在上海到球场看他的比赛，马相伯在寿宴上为他题词，傅作义在天津宴请他和他的队友，张学良也曾邀请他访问东北。李惠堂在抗战时期一度出任军职，投身于足球义赛和体育外交活动，与张发奎、何应钦、龙云、杨森、戴笠、陈纳德和魏德迈等中外政治人物进行过各种互动。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文化人，李惠堂也非常重视借助和发挥媒体的力量。他与新闻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上海的报纸上开设专栏，为《申报》撰写体育通讯，在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在香港《大公报》上回复读者的来信，晚年更是积极拥抱电视这一新兴媒体，除录制足球教学片外，还为在台湾地区播出的世界杯足球赛实况录像提供解说。

可以说，足球和“球王”是一个相互“赋能”的关系。足球运动的普及和传播，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为“世界第一运动”。足球的艺术魅力和时代影响，不断扩充着“球王”的能量。而李惠堂在近代中国的探索和实践，也助推了足球在中国的发展，为足球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我注意到，李惠堂最初以“为村争光”为由去踢球，并使得父亲在态度上有所软化，之后他名声大振也是因为能不断地赢，但是在柏林奥运会之后，我们看到了他的思考，赢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事实上，也很难赢。您怎么看李惠堂的思想转变？

赵峥：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也就是说要理解足球或者说体育比赛对于近代中国意味着什么。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在外力冲击下被迫打开国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世界之中国”。不断遭受外敌入侵、文明蒙尘的惨痛体验，使中国读书人将世界想象为一个列国竞争下的“战域”。随着现代体育的传播和发展，国人意识到在“兵战”“商战”“学战”“工战”“农战”之外，源自西方、流行于全球的球类体育比赛，也成为列国竞争下的一个“战域”——“球战”。“球战”虽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但其形式、内涵和情感体验类似于对战争的戏仿，衍生出对国民身体、国家实力和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想象。曾任中华体育协进会总干事的沈嗣良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球战而不精其术，曷足以取胜于人？”对于以“球战”心态来理解现代体育的国人而言，球场即没有硝烟的战场，球赛即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球战”的胜败自然关系国家的成败荣辱。

“球王”即在这个国人渴求“球战”胜利和体育英雄的时代应运而生。在几乎同时期的美国，体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体育明星在美国如群星闪耀般涌现，带来了新的英雄文化。人们在崇拜体育明星的过程中，寻找着新的信仰，治愈着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理想幻灭和精神创伤。对于中国而言，则是竞技体育与民族主义的结合，造就了“球王”这样的国家英雄。作为唯一能够在远东运动会上保持长盛不衰的体育项目，足球在那个积贫积弱、渴求富强的时代里，带给国人以弥足珍贵的信心和慰藉。足球队在“球战”中的顽强拼搏，与上海租界的华洋之争、北伐前后国民政府的统一运动、“九一八”之后的抗日风潮以及南洋华侨寻求祖国庇护的集体情感交相辉映，就此使足球运动融入了构建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时人注意到，看电影、斗纸牌、打麻将和打猎，固然是很多人平日里的爱好，但这些娱乐活动都不如观赏足球比赛令人兴奋。足球比赛不仅有着运动技艺的观赏性，而且带有不可预知的戏剧性。运动员在压力环境和竞争氛围下所展示出的力量、技能、勇气和信念，给观众带来极富冲击力的视觉享受和情感体验。足球比赛不仅为民族情感的寄托和宣泄提供了重要出口，而且为都市社会中的普罗大众提供了“集体欢腾”的场所和空间。市民们虽有着不同的境遇，怀揣着复杂的情绪，但都带着实现某种共同愿望的信念，在比赛日聚集在体育场，通过观看“球战”的过程，强化自我与集体之间的联结。“球战”的胜利虽不能使中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令在中外关系中屡遭挫折、深感屈辱的国人，感受到抗争、团结和超越的希望。而作为足球这项“团体运动”的象征，被视为英雄和偶像的“球王”，也被覆以在球场上力挽狂澜的传奇色彩，在时人眼中化身为创造新时势、代表新理想的民族之光。

作为一个常年参与体育竞技的运动员，李惠堂自然有着对于胜利的无限渴望，也不断为“球战”的胜利赋予各种意义。早在1926年6月，他在提出改革上海华人足球的设想时，就强调“足球为世界最普遍之运动，当为人人所公认”，而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连续夺冠的项目，且能代表中国出访澳洲、新西兰的运动，“惟足球能之”。作为“我国最出色之运动”，足球的不断进步，不但可以作为其它运动的先导，而且有望“誉满环球”，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奠定国家富强的基础。1930年，他在接受《良友》杂志访问时，坦言自己的远大志愿，“是能在世界足球场内夺归鳌头”，以此使外国人不敢轻视中国，从而将“东亚病夫”的污名“消沉于深渊的最低处”。

在1936年柏林奥运之前，李惠堂确实也一直在“赢”。他代表不同体育会的足球队斩获了香港、上海和荷属东印度的联赛和杯赛冠军，代表香港队赢得全国运动会冠军，代表中国队夺得远东运动会冠军。香港媒体甚至称其带有“锦标运”，视为某种福气和神迹的存在。出征柏林之前，官方、媒体和民众对于“球王”和中国足球队的奥运之旅也寄予厚望。但由于实力和经验上的差距，中国队在柏林首轮比赛中即被淘汰出局。“球王”未能延续其“锦标运”，也未能如之前一般再度成为媒体报道中“创造历史新纪元”的国家英雄，令其本人感到无限的怅然和落寞。

中国代表团在旗手李惠堂导引下步出柏林车站

从柏林归来后，李惠堂开始更多强调在中国推广和普及足球的意义，不再突出取得“球战”胜利的影响。参加奥运会以及奥运之后访问欧洲诸国的经历，使李惠堂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在体育以及其它方面，与当时作为“世界中心”的欧洲相比，仍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长期称霸远东的中国足球队，不仅在奥运会上完败于由业余球员所组成的英国队，而且在之后与欧洲各国球队的较量中吃尽苦头，落于下风。欧洲足球的竞技实力、硬件设施和文化底蕴，都令“球王”看到难以在短期内追赶的差距。在世界赛场“夺得锦标荣祖国”的宏愿，显然无法在有生之年实现。

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除了此次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外，也源于他对中国问题的诸多观察和思考。包括李惠堂在内，以王正廷、张伯苓、马约翰和沈嗣良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精英，站在时代的前沿，致力于在中国推广现代体育，其目的在于使国人通过参与体育运动，改善“病夫”的体质和形象，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同时可以学习西式体育的规则意识、团队观念和文明礼仪，以此塑造现代国民的气质和风度，实现“造国民”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足球作为一项团队运动，最有助于灌输“团结合作”的信念，增强“团体精神”，凝聚“一盘散沙”的民众，具有改造国民性的功能和意义。

尽管足球队的不断胜利，极大地激发着社会的民气，但在这些精英的心目中，民众的“素质”并没有快速地提升，距离他们理想中的“国民”标准依然相去甚远。他们历数观众的各种“不文明”行为，希图通过规章、标语和言说，对大众进行“教化”，使“观客”具备“真纯道德”和“高尚资格”。李惠堂曾因比赛的失利，被球迷一路从球场追至家门，如“丧家之犬”一般静默无言，被迫忍受这些观众的谩骂。他认为中国的观众程度“尚太幼稚”，“只要看胜球才高兴”，“总要你取得最后的胜利才快意”。诸如此类的思索和情绪，在他的心中也可以说是沉淀已久。

世事的变迁和命运的浮沉，使“球王”渐渐不再执着于“赢”的欲念，通过普及足球教化大众的愿望却愈发强烈。1937年上半年，李惠堂在香港电台连续播音，演讲“足球对国家之关系”。他指出发展足球运动对于中国而言“尤有密切之关系”，但也明确表示：“非云足球队能称王宇宙，即可逾登列强之上、雄霸全球也，其最要目标，实为利用足球之普及力而引动国人兴趣，使人人均知体育之益，使知体育为强种之基础。”全面抗战时期，他在自己撰写的“菜根集”语录里，再次阐发了这样的观念：“提倡足球，须从普遍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假若我国蓦然产生了十一个出类拔萃的超越良材，纵横捭阖，踢平了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可以国富民强，我愿国之内外，多来几个倡之以其道的热心人。”

我想到1992年徐克执导的香港动作电影《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的结尾，主人公黄飞鸿也有这样一段神韵极为相似的台词：“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智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望大人三思。”历尽千帆的李惠堂，就像电影中的黄飞鸿那样，希冀着“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通过体育开启民智，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而不再仅仅是夺得锦标，为国家获得一时的荣光。

但足球场似乎无法与政治完全分开，它既是运动员的竞技场，又是民族主义的舞台。

赵峥：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体育精神》。他以当年莫斯科迪纳摩在英国与阿森纳和格拉斯哥流浪者比赛时造成冲突的事件为例，说明足球非但没有增进国家之间的友谊，而是制造了更为多的敌意和仇恨。奥威尔认为，作为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足球和拳击正是与民族主义结合后，才成为流行最广的运动。“在国际层面上，体育就是战争的模拟。”乔纳森·威尔逊在《权力与荣耀：一部世界杯的历史》中也写道，世界杯足球赛早已被当作政治工具利用，每一届东道主都试图将这项赛事作为展现民族自信和现代化程度的方式。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足球在增进不同民族和地区交流的同时，也愈加成为各国谋求国际地位的手段，折射出各种文化背后的渴望与焦虑。我们在享受足球比赛带来的美感和激情时，也必须看到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塑造乃至扭曲。

乔纳森·威尔逊著《权力与荣耀：一部世界杯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

足球在中国，也不止是一个体育项目，而是长期承载着民族复兴的理想。李惠堂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将足球称为中国的“国技”或“国艺”。他在青年时期这样描述自己的理想：“为球界谋再接再厉之举，为艺术作登峰造极之图，务使绵历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之古国人士，声威播于遐迩，勇毅振乎殊俗，藉挽狂澜于既倒，而系国脉于垂危。”可以说，“球王”将自己的“中国梦”，寄托在小小的足球之上。历史学家徐国琦在《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奥运，1895-2008》一书的后记里也写道，足球是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在绿茵场和综合国力的竞技场上都进入“双一流”的行列，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中国人真正实现了“奥林匹克之梦”。

身处中西新旧各种思潮交汇激荡的近代中国，“球王”以及同时代文化精英对于足球的理解，也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在李惠堂、张伯苓等人的心目中，足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下的。他们承认足球“发轫于英国，传播至环球”，但也宣称足球源自黄帝时期的蹴鞠，“我国实其鼻祖”。他们主张融合中国传统的“高尚义侠精神”同西方的“运动家精神”，形成中西交汇的“仁侠精神”。他们期待出现在国际体育舞台的中国足球队，能够同时表现“数千年来的东方文化”和“新时代的青年精神”，展现中华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特质。他们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希望通过现代体育的形式寻找民族精神的寄托，将足球诠释为一项“中而新”的文化，以此塑造现代中国文化的风格、精神和气派。这些思想不免带有“过渡时代”的痕迹，与当下的生活或许相去甚远。但我认为这些前人的思想资源，代表着中国人对于西式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超越与反思，在未来仍具备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潜力。

此前央视与国际足联关于世界杯版权的拉锯战引发了公众的讨论，作为体育史研究者，同时又是一位对中国足球观察有年的球迷，您怎么看一项运动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成功？

赵峥：足球作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竞技体育项目，其过程和结果都是非常残酷的。新中国第一代足球名宿年维泗在回忆录《欣慰与悲怆——我的足球生涯》里曾经慨叹：足球能成功，但足球很艰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在国际舞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很多项目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经常能够在奥运会或世界性比赛中争金夺银。中国媒体和公众习惯将足球与这些“优势性项目”比较，感受到足球运动的水平无法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失落感。从这个意义上看，足球在中国确实算不上成功。让更多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五星红旗经常性地飘扬在国际赛场上，通过中国足球队的顽强拼搏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是我们现阶段振兴发展足球运动的奋斗目标。

年维泗著《欣慰与悲怆——我的足球生涯》，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5 年

作为社会议题的“中国足球”，与其说是一个体育类的舆论话题，不如说是一个包含了复杂的历史维度、群体心态和个体感受的社会磁场。“中国足球”在时下的语境里，往往被简化为颇具负面色彩的成年男子足球国家队。很多人在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很难同时联想到女子足球、青少年足球、校园足球、群众足球以及千千万万足球行业的从业者。这些群体实际上也是中国足球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奋斗也是中国足球这个整体事业的重要篇章。许多人言说中的“中国足球”，甚至并非中国足球运动的现状，而是其在各种观念和信息的作用之下对于中国足球的刻板印象和主观想象。足球作为一项社会性最强的体育运动，表面上考验的是从业者的能力，实际上社会的关注、理解和参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项运动的水平和面貌。李惠堂早在1930年时就指出：“观客和足球的关系，实为最密切的，和报界比起来，有过之无不及。所以一地足球程度的高低，也可从观客方面观察判断。”作为“中国足球”的“观客”，我们期待着它的早日腾飞，也需要以“长期主义”的精神，正视竞技体育的偶然性和残酷性，包容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尊重“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在陪伴和守护中国足球的过程中体悟体育的真谛。

作为中国职业化时间最早、程度最高的运动项目，足球的改革虽然踉踉跄跄，风波不断，但始终走在中国体育的前列，融入了国家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城市建设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其成绩也是不容忽视的。1997年中国队兵败法国世界杯预选赛后，时任新华社体育部记者的许基仁在《人民日报》举办的三大球深化改革座谈会上指出，现代体育经历了业余体育、专业体育和职业体育三种形态。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的专业体育，娱乐功能非常低，经济因素比较少，也几乎没有自我开发功能，而职业体育是产业、娱乐和竞赛的三位一体，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的发展方向。作为职业体育的先行者，“足球改革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披荆斩棘，身上弄得鲜血淋漓闯出来的”，为其他许多项目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许基仁表示，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已经从向国家要钱变为自己产出”，“如果大多数项目能够自负盈亏，不向国家要钱，我觉得这可能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样有意义”。周末看足球联赛，也成为社会大众的一项日常活动，“这就是足球在文化开发功能上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尽管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仅有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但以职业联赛为中心的足球产业和体育文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兴起的“村超”和城市足球联赛，更是超出体育竞赛本身的范畴，为文商旅体展的融合探索出了新的实践模式，带动更广泛的人群参与到足球运动之中。在国家战略和政府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校园足球和足球青训，也正在产出越来越多的成果。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大国，中国足球的实践有着超越体育范畴的影响。足球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世界足球运动而言也是重要的贡献。

李惠堂的理想，虽然看起来长路漫漫，但也通过一代代国人的接力，一点点变成现实。我在书里引用了著名足球评论员贺炜在2014年欧冠决赛解说结尾的一段话。他说：“足球如果总是能给人带来精神上正面的力量，激发人向上的话，那它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喜欢。我毫不怀疑在中国，有一天足球也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对此也抱有相同的信念。

说到体育史研究，徐国琦教授是先行者，其著作也很有国际影响力。但体育史仍在主流之外，对于体育史研究或者具体地说足球运动的研究，您的期待是什么？

赵峥：如果把文艺复兴时代对希腊罗马时期体育的研究作为开端，体育史在欧洲已经有数百年的悠久传统。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单项体育运动史研究的兴起算起，体育史作为一门学科也有了七八十年的历史。埃利亚斯和布尔迪厄等人类学大师以体育历史文化为对象所完成的经典研究，更是为体育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如今的欧美学界，体育史作为一个成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已经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与全球化、国家建构、阶级政治、族群认同、社会性别、消费文化、科技发展和跨国文化传播等一系列前沿议题展开密切活动，进行着活跃的知识生产和学科交叉。近年来，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便捷的网络资源，及时追踪欧美体育史的期刊论文、专题工作坊和学会活动，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工作。

郭希汾著《中国体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

体育史在中国，如果把1919年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和1926年郝更生的《中国体育概论》两部著作的诞生作为起源的标志，也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国家体委领导下的体育文史工作，体育史研究在以体育专业院校为代表的学术机构中发展壮大，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按照我国的学科分类，“体育史”是“体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根据我并不完整的了解，体育史在当下的体育学学科内部似乎也是一个相对边缘的研究门类，在论文发表和项目申请方面也存在很多困难，面临一系列发展上的困境。

体育史在中国历史学科内部，可以说是一个乏人问津的领域。我在从事体育史研究前，不止一位关心我学术成长的领导和前辈，都曾善意地劝导我打消此念，建议我专注于“史学工作者”应该聚焦的主流和核心领域，致力于解决“重要历史问题”。近年来，世界史领域内关于体育史的论文选题已经明显增多，大都与世界史学科比较关注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等议题相关。而体育史在我从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至今仍处在非常边缘的地位，不仅难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传统专史的“大雅之堂”，与蓬勃发展的医疗社会史、科技史、环境史等新兴领域相比，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体育学和历史学围绕体育史所展开的跨学科对话，虽然出现过一些可贵的尝试，但两个学科大体上仍处在隔绝的状态，研究者基本上都处在“孤军奋战”的境地。

我个人认为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期待学术界在整体上发生观念的转变，也需要研究者自身思考“破局”的出路。上海社科院金大陆老师指出，中国体育史研究最亟需的变革，是把体育史纳入整体史。您所提到的徐国琦教授所著《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奥运，1895-2008》一书的成功，即在于将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历史，纳入到百年来中国寻求国际化、建立新的国家认同的整体变迁去观察和审视，揭示体育在构建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徐国琦教授以“跨国史”和“共有历史”的视野，使体育史摆脱了史学研究中“边角料”或“剩余物”的角色，将体育纳入了更广阔的政治、思想、外交和文化维度之中，从而完成了这部不止是体育史的体育史佳作。

徐国琦著《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奥运，1895-200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

徐国琦教授在其新作《体育作为方法：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文明传统》中也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即体育本身是一个理解国际关系、文明特质以及文明对话和交融的窗口。现代体育的全球化传播和各种在地化实践，使体育深度嵌入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网络。除了民族国家的竞争和精英运动员的较量外，体育在广大的学校、工厂、城市和人群中，还有着形态各异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把目光投向学校、工人、女性和社区的体育实践，审视体育与国家治理、商业活动、城市化和族群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使我们借助体育的视角，重新理解整体性的社会变迁。人类学在这方面已经有较多堪称典范的探索和实践。除了研究体育的存在形式和演变过程之外，相关的重要概念也有必要置于整体史视角下进一步充分挖掘，超越一般性的概念辨析层次，进入主流的思想史脉络，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中的建构与流变。

除了将体育史纳入整体史的取向之外，越来越多的体育史研究者也意识到贯通“内史”与“外史”的必要性。体育学学者的专长在于对于运动规则、技术、制度和人员的了解，历史学则更习惯于分析社会背景、权力结构和时代影响，如果能将二者融会贯通，则有希望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我非常推崇乔纳森·威尔逊的《倒转金字塔：足球战术史》一书，即在于该书成功地将足球战术和阵型的变化，同时代精神、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等因素融合在一起，完美地呈现了“体育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体育”。这需要更了解体育和运动本身的体育学学者，和更擅长于分析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学学者经常对话，共同携手，跨越彼此的学科藩篱，并且在此基础上吸纳其它学科学者的加入。

乔纳森·威尔逊著《倒转金字塔：足球战术史》，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体育史研究目前存在的一大“痛点”，在于资料整合上的困难。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为例，从事体育史研究很难像从事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那样，可以获取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只能依赖较为常见的报刊史料。史料类型上的局限，使体育史在形式上缺少“扎实”和“严谨”的感觉，增加了获得学术体制认可的难度。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扩大史料搜索的范围，在体育机构、体育社团、体育期刊和体育人物之外，寻找体育在历史上的更多“痕迹”。例如在抗战文献数据平台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开发的“近现代日记数据库”中进行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很多近代名人在日记中，都记载过自己参与过的体育活动，或观看过的体育赛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和感受。北京大学历史系黄道炫教授之前也提示过我，研究延安时期的红色体育，除了报刊和文件之外，革命者的日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而且相较于报刊和文件，这些日记中保存了更为鲜活的记录。另一方面，研究者可以从物质文化史的诸多载体入手，尝试扩展体育史料的类型。为本书友情提供多幅照片和插图的青年学者李传奇，在体育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方面深耕多年，极具心得。他通过在市场上获得的私人书信，厘清了中华体育协进会成立过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葛雷在华活动，以及中国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等一系列近代体育史上的重要问题。事实上，除了日记、书信、账本、照片等私人文献外，体育器材、服装、场馆、建筑、奖杯和海报等物品，都代表着一个时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都蕴藏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与工业史、建筑史和文化史进行勾连。我非常期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体育史领域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史料整合，集成更完整的数据信息，为体育史研究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

另外，我认为体育史作为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一片沃土，具有独特的优势。体育比赛的紧张感和刺激性，参与者的脆弱、摇摆、坚韧和超越，戏剧性的竞技过程，极致的情感体验，都值得通过富有吸引力的历史写作来呈现。近年来，乔纳森·威尔逊、大卫·戈德布拉特等欧美知名体育作家的著作陆续被翻译出版，让读者仿佛穿越一个个多姿多彩的体育历史长廊，看到一页页生动鲜活的体育文化画卷。相较而言，中国市场上的此类文化产品，在供给上仍处在严重匮乏的状态。在书店或图书馆的体育类板块，我们一般只能看到运动技术的入门级教材，或国外体育明星的个人传记。属于中国体育人的“中国故事”，还远未被以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方式书写。

大卫·戈德布拉特、约翰尼·阿克顿著《足球百科》，中国地图出版社，2016 年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套用这句话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体育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体育史研究是永无止境的远航。体育强国的战略需要体育文化的支撑，体育文化的建设也需要体育史研究者的耕耘。目前在中国，体育史还处在一个与体育产业缺少融合的悬浮状态，而公众与体育有关的日常生活，与体育历史的关系也是完全断裂的。多数人其实并不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过去的人如何尝试和探索，如何在他的时代，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之下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实际上，不管是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需要，还是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都很有必要将体育史作为一种历史资源来激活，让更多的人在回望前人筚路蓝缕的道路时，产生更由衷的敬意、更深刻的思考和更坚定的信念。